【有米无害】无厘头不朽(外一篇)

无厘头 有米无害

在21世纪的入口处,华语影迷集体接受了一场洗礼:从孙悟空与紫霞仙子的荒诞爱情里,我们无师自通学会了假痴不癫、皮里阳秋、语言颠覆、过度阐释、自我倒置等要素,这些特质有一个总称:无厘头。刘镇伟是无厘头的牧师,而周星驰是无厘头的先知。一时间,活在严肃现实里的内地影迷在无厘头的魅惑里欲仙欲死。 十年后的今天,太多人无限怀念自己第一次听到“曾经有一段真挚的爱情”对白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然而无厘头电影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当年我们活得严肃,所以急需无厘头;如今现实已经足够无厘头,倒是《南京!南京》、《十月围城》、《集结号》这样现实而严肃的电影更符合影迷胃口。 无厘头是一种高级的情绪,从进入内地那天开始,它就面临着降低门槛的压力。以《功夫》、《长江七号》这两部周星驰新作为例,它解构现实、嘲讽现实的成分逐渐稀释,成了励志、温情之类非驴非马的东西。香港电影进入内地的过程,同时也是无厘头向下看齐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星驰隐退是一个明智而且及时的举动。 无厘头是一个强烈依赖戏剧感的状态,需要观者与表演者都入戏,都进入表演的境界,那些过火的地方才显得恰到好处。它的鼎盛伴随着回归前的动荡心态,还有逼近世纪末的集体惶恐。如今在一个心理危机成为常态的社会,无厘头显得过分夸张,需要泼一杯水来冲淡那种浓郁的戏剧感。 但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刘镇伟这几年多次尝试重现无厘头文化的荣光,但票房总不如意。无厘头正在衰退——它倡导的意义成为常态了,它依赖的社会心态消散了。当年周星驰让我们放下使命感,享受小人物的生命角色,现在我们感觉到那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需要在宏大叙事的电影里找到意义坐标;无厘头一度让我们自由,而广电总局赋予我们“免于自由的自由”。 无厘头这十五年,给一代内地影迷佩戴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人格面具,至今我们还能从“欺实马”等网络语文、“凤姐”等雷人偶像里找到无厘头的闪光。无厘头不是孤立存在于电影里的,它提供了一种复杂的社会人格期许,把一代人的价值观催化成具有强烈戏剧感的伦理责任,成就了不朽。在我看来,能够将七十年代生人跟八零后召集在一起的口号只有一句:我,无厘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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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光宝盒:一代人的怕与爱

看着《越光宝盒》,羞涩爬上了脸庞;这些年,每次刘镇伟有新作问世,《情癫大圣》、《机器侠》、《越光宝盒》,我都满心以为鸿鹄将至,结果每次都驰然长叹,羞于承认这是自己当年最爱的导演的作品。对于生于七十年代的“周星驰门下走狗们”来说,月光宝盒是最后一件爱情圣器;当它也被刘镇伟恶搞、消解之后,走狗们都颓了,乏了。 平心而论,《越光宝盒》算是一部好笑的电影;郑中基变成活人风筝飞上半空,曾志伟满口“略懂、略懂”向天借东风,火云邪神手抓子弹神功破产……刘镇伟横扫张艺谋、陈凯歌、周星驰、吴宇森,顽皮惫赖之态一如往昔。但比起《大话西游》,后者那些具有极大阐发意义的笑料,被众多影迷悉心打磨沁出了包浆;《越光宝盒》集中了一群边角料演员,笑料虽然新鲜却烟火气十足,只适合速食。 与《大话西游》相比,《越光宝盒》少了一股勃然不可磨灭之气。《大话西游》用卑贱的无厘头模式,表达了对宿命的藐视;至尊宝宣布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存在第一,本质第二,身份是三小。而郑中基扮演的清一色完全是犬儒主义,他的山贼劫财无胆,劫色无能,堪称山贼界的屁民;看着郑中基爬上当年自己吻紫霞的城墙,至尊宝想必一边抚慰自己那颗椰子,一边含泪哽咽:“娘子!” 对于一个忠诚的至尊宝拥趸来说,《越光宝盒》的罪状不在于它恶搞了《无极》、《十面埋伏》、《赤壁》等一堆烂片,而是它恶搞了《月光宝盒》——刘镇伟恶搞了自己。他没有自恋,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以自残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珍爱的东西。如果说《月光宝盒》是初恋,《越光宝盒》就是初恋的私生子,你爱它身上的传承,又怕它败坏了旧爱的声明,不由得“一声至尊宝,双泪落君前”。多了不起的刘镇伟,他一个人就试炼出了这一代影迷的怕与爱。

本文由 耶厘米 发布于2010-04-10, 目前已有 6353 人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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