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民意与法律的衡平

近日,李昌奎案再次把法律与民意的讨论提到了台面上,而成都的听证专业会也似乎有玩弄民意戏弄法律的嫌疑。到底法律与民意之间有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这里贴出一篇旧文,虽然是三年前写的,但是完全可以应用与现在,希望大家指点。

寻求民意与法律的衡平

案情导语:

张金柱在这个案子中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这都因为《大河报》[1]的一篇报道:

“(本报今日凌晨1时讯)昨天晚上,郑州市街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交通肇事案。至凌晨1时,受害者一死一伤。昨晚9时40分许,在经一路与金水路交叉口,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着了各自骑车行走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翻在地,被撞飞的小苏磊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目击人谭杰说,在夜幕之下,汽车不停地飞跑,自行车在马路上磨擦出一路火花。9时45分,准备在10时接班上岗的特巡一分队两位警察驾驶警车正在东明路电院加油站加油,看到了狂奔而来的皇冠车,立即追赶;此时,发现此情的行人、3辆出租车、且辆工具车在义愤之下,几乎一起加速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在距商城路不远处将其逼停。在警察的帮助下,苏东海被立即送上赶到的120急救车。小苏磊也被人送往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进行急救。司机立即被警察控制。22时37分,120值班调度日志梅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苏东海伤势严重,医护人员正在抢救。 11时,记者在急救中心看到,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磨擦殆尽。 12时,在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抢救现场,记者看到,被用上呼吸器的小苏磊心跳次数在一点点地下降,他的呼吸已经完全停止。医生说,他的内脏已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这两种伤都是致命的。事实上,小苏磊已经死亡。孩子的亲属在抢救现场悲痛欲绝!近凌晨1时,记者在事故处理部门被告知,肇事车司机已经接受讯问。(记者江华)”

就这样,张金柱这起交通肇事成为了世界刑法史上最有意思的案子,“检方认为张金柱不仅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且构成故意伤害罪”,最后法院认定两个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关键词: 民意 民愤 理性之治 法律的治理 衡平

张金柱案已经“结案”很多年了,但是每当回首,我总是充满疑惑和不解:司法机关为什么同时给他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学过刑法的都知道,前者是过失犯,后者是故意犯,一个行为如何同时满足两个相矛盾的犯罪的构成要件?《大河报》这个报道符合新闻报道的伦理要求吗,客观吗?民愤是如此可怕,甚至河南的领导都愤怒了,省领导王民义说:“张金柱恶性汽车肇事案是近几年我省罕见的民警违法违纪犯罪案件,令人发指,天理国法难容:谁对不起人民群众,我们就对不起谁![2]”以至于司法机关在民意中迷失,做出一个如此荒唐的判决,在中国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在此,我将就民意、民愤和法律以及法律与民意的衡平展开讨论:

一、简析民意

民意,又称人民的意志,及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就是让·雅克·卢梭所谓的“公意”。公意乃是经由所有公民的一致同意来表达的。[3]在市民社会,个人不服从任何其他个人,而只服从“公意”,即社会意志。[4]而卢梭还宣称,公意“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主权就是执行“公意”。[5]

学理上虽是如此,但实践起来就遇到了问题:即我们如何判定民意,谁来判定,以什么为标准?[6]民意意指全体公民的表达,但是现实情况下,我们还没有一种机制能够让每个人无顾忌的去表达意志,我们也很难让所有的人在社会上“发声”:很多人没有渠道去表达,还有些人忙于生计,或与他无关而不关心,还有人认为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影响决策所以选择沉默——总之,你我之中表达意志的只是少数或绝大少数,其余的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是“沉默的绝大多数”。这个时候,没有表达的才是真的民意,那么表达者能否代表民意、或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民意呢?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更无法解释清楚的难题,这也是我的困惑。有时候我想,13亿中国人到底有多少人认为刘涌是黑老大?大家(所有人)都想杀之而后快吗?难道从张金柱肇事逃逸可以看出他十恶不赦、毫无人性吗?社会上要杀他的呼声是真正的民意吗?司法机关是在按照这个“民意”司法还是其他,虽然最后的结果一样——他们会不会利用民意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民意会成为他们杀人的工具吗?

这里还必须谈到民意的威权,即民意的效力和效力大小。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从这个进路看,民意的威权要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从现代国家理论来看,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人民为了更大的福祉而成立的,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因此,政治上民意在国家之中也具有至上的权能。

综上,民意是一国主权的实质,政府必须执行“公意”;在国家生活中,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法律和任何行为都不得违背它,否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违背“天志(来自《墨子》)”[7],会激起民愤。

二、民愤之说

说到民意,就不得不说民愤了,因为他们的关系太过密切。所谓民愤,即为全体人民愤怒的合意,一种共同不满、生气的表达,也可以说是愤怒的民意。例如在张金柱案中:大家看了报道情绪被调动起来了,都认为他(张金柱)很坏,没有人性,都很生气,形成了怒的合意,达致“民愤”,然后产生了杀他的所谓民意。民愤只是民意的一种表达,民愤之中含民意。只不过,民愤通常为民意否定的、消极的表征。

民愤的认定与民意有着一样的困境,我不想在此赘述。我想说,中国真是一个民愤极多的国度:因“疯狂取款”被判无期的许霆案激起了民愤[8],地震中率先逃跑的范美忠老师激起民愤,所谓的黑社会老大“刘涌”杀人案激起民愤,张金柱肇事激起民愤等等。

一方面,这些民愤体现我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修养的提升,对社会上恶的现象的憎恶和痛恨,对善的向往,对正义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有些民愤却显得很令人不解:许霆的行为判无期完全没有司法机关什么事[9],那么愤怒为什么直指司法机关?难道是因为司法机关名声不好?范美忠虽是老师,但更是凡人,在地震面前,逃生乃本能,难道非要比没有处在灾难面前的你我更加高尚和无私?[10]刘涌真的是黑社会老大吗?”黑老大“就不享有作为公民和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主要指沉默权)吗?他(犯罪分子和犯罪嫌疑人)处在法域之外吗?[11]张金柱是“故意“恶性交通肇事吗?我们似乎从未这样思考问题,然后大家跟着怒了,酿成民愤。

但是,我们的民愤却在有些事情上“失声“了:黑窑事件、三鹿毒奶粉、公务员的集体腐败等等事件却丝毫没有触动我们的神经,难道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难道我们早已默许?民意在此时为何如此冷漠?民愤为何此时没有发生?也许这是民意本身的存在的问题吧!

从民愤的发生学意义来看,我们的生活远比当事人的简单,我们也没有他们的背景,我们无法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同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得出了”貌似“正确、令人愤怒的答案。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民愤是非常情绪化、非理性的。

其实换位思考存在一个悖论:我们从被害者的角度看,犯罪分子的确很可恶,要杀之而后快,但是若我们从加害人的角度去看,将是另一番情形了,这时即使是罪犯也不那么坏了。因此,面对这类民愤极大的案子,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慎重的权衡,我们也需要从加害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也许加害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阅历是值得我们同情的。正如杨佳案我们做的很对,不仅从受害人警察的角度去考察问题,还从杨佳本人的境遇中看待他的这次袭警行为。后来为大家所知的是杨佳并没有凭空去杀这几个警察,因为杨佳受过他们的苦,对杨佳来说,这几个人具有可杀性,我们把这个考虑进去就会觉得杨佳不是那么的十恶不赦,因为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被公权力机关不公正甚至非人道的对待过,只不过他选择了一种最有效最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我觉得杨佳案所激起的反常民意值得深思:他杀了那么多的人,而我们很多的人都很同情他,这个民意很诡异。这时,我们需要某种力量来衡平这种情绪和非理性,如果要法官很好地完成这个很伟大的任务,只有靠法官,不需要服从民意但会去考虑民意的法官,而法官所依赖的只有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发展至今所找到的最不坏的力量还是来自法律的治理。

三、法律的治理

法律是作为主体际合理关系的表征而来到人间的,它给人类带来的基本好处是以人的秩序取代弱肉强食的非人秩序。[12]因为法律中祛除了部分不是全部的人的“兽性因素“,它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之治,并且综合了民意的因素,——现代政府的治理,既是理性之治,又是民意之治,二者缺一不可[13],因而说法律的治理是人类迄今最不坏的治理模式。

秩序或次序,即常度,指在自然界与社会中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与秩序相对的是无序,无序表明普遍存在的无连续性、无规律性现象,即缺乏可理解的模式。[14]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制度充满了疑惑的原因,因为制度本身超出了你我的智识范围。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缺乏秩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无法回避法治问题,我们的社会本身需要法律的治理,我们必须用法律的治理取代人的治理,建设法治社会,推进宪政的发展。

四、法律与民意的衡平

法律的治理,从来就不是全部的用法律来治理,一切以法治非万能来否认法治都是用一个错误的方法论去维护一个错误的理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万能的治理模式。正如汪剑钊说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他想激励人们创造。试想,倘若这个世界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完美、圆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所为如何?是消受它,还是破坏它?无论哪一种做法都是违背人性的。“[15]我想这正是我们对法治孜孜以求的原因。

正如秋风所言,“现代政府的治理,既是理性之治,又是民意之治,二者缺一不可“,而理性之治可以归为法律之治,因此法律与民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面对神圣的法律,面对如潮的民意,我们应该如何抉择?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还是随民意而视法律不见?

根据约瑟夫·斯托里的说法,“当法官应服从人民的意志、遵守他们对宪法的解释之时,实际的含义必然是,法官应服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中人民代表的控制,应跟随后者随时认为正确的那样来解释宪法。”[16]可见,斯托里大法官不主张法官服从人民的意志、顺从民意,而是应该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

的确如此,我们的社会总是充满激情和恶意,我们的感情很容易被煽动,我们总是表现的很冲动,我们最容易被利用而去做邪恶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警惕民意被利用。

我认为,一方面,法律确实有自己的“领地”,我们不应该破坏法律的自治和独立;并且在如潮的汹涌的民意面前,法律更要坚守阵地,坚持原则,保持本色,给民意以理性的衡平力。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中讲述了1992年洛杉矶骚乱[17]的始末,其起因是罗德尼·金案的无罪判决。总统愤怒地谴责法院做出的判决,却引起联邦最高法院的强烈抗议,声称总统干预司法独立。首席大法官说道,“法律自有其逻辑,司法制度不应该完全受制于民意。”因为尽管在普遍的层面上可以肯定民意或人民意志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然而就一个具体案件而言,民意也许是相当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如果法官完全顺从民意,便可能出现对一个社会中少数派的不宽容,走向“多数人的暴政”。[18]

在司法过程中,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较大,而我国司法“扶不起的阿斗”式的表现让我们看到,司法机关在民意面前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判决跟着民意走:张金柱太残忍,死刑不给他用给谁用?于是交通肇事罪加故意伤害罪判死刑。为了满足人民杀人的欲望不惜践踏刑法,无视基本的法理,打自己的耳光,这样的司法机关威权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

另一方面,法律之治又无法完全无视民意,其实我们也无法脱离尘世免受民意的影响。

因为法律的维度里确有民意,一个法官不受社会舆论、民意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毕竟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19]。只不过法律应该关心那些普适的、被普遍接受的民意。因此,我们的司法必须寻求法律与民意的衡平,司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寻求法律与民意衡平的过程。以美国为例,美国法院一向给我们不理世事超然独立的印象,但其实不然,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 ,美国法官判决就是在寻求法律与民意的衡平。例如沃伦法院对布朗案(1954)[20]的判决,法院完全可以根据先例——司各特案(1857)[21]和普莱西诉弗格森案(1896)[22]——判决,但是时代变了,美国人普遍接受了黑人并且承认他们的很多权利,而法官正是嗅到了这个民意的转变才敢作如此“开放“的判决,可以说这个判决很好地衡平了法律与民意;再回到格里斯沃尔德案(1965)[23]当中,天性独立的美国人喜爱自由,并且希望有公权力辐射不到的私域,但是宪法没有列举这一”自然权利“,法官道格拉斯综合法律和民意,从有限的宪法条文中推出隐私权这一被美国人视为又一个不可转移、不可剥夺的权利——“《权利法案》环罩着‘晕晖’,由那些赋予《权利法案》以生命和主旨的保障条款的内在含义‘外溢’而形成的”[24]。此案的判决被外界认定为缺乏法律依据,但却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欢迎,因为这个判决是符合正义与常识。[25]而我个人认为,这所谓的符合正义与常识,即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美国人普遍的价值认同——民意的体现。

大法官一次次强调,法官不必服从民意,那只是他们独立身份的宣示而已,实际上,在实际的判决中,法官会去考虑民意的。因为大法官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上的职责,那就是通过裁决公民提起的各类诉讼去维护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必须考虑民众的意见,他们知道他们的职位因为民众的需要而存在,于是必须为了民众的需要,对公平正义的需要而判决,即依据民意而去判决。

只是在个别的案件中,他们才会显得执着、迂腐和不可理喻,但是法官不服民意的判决却对社会有利,并通常是非常的正确和必须的,注定要得到人民的感谢,例如德州诉约翰逊(1989)(即焚烧国旗案)[26]。 ——即使全美国都愤怒了,包括那九个大法官,但是多数判决还是认为应该对这种极端的令全民愤怒的表达行为予以保护,因为那是宪法和权利法案的精神所规定的,法律应该予以保护,尽管民意不如此认为。我称这些判决为反民意却不反社会的判决,因为民意有的时候与社会的需求是不一致的,因为人性中那些兽性的因素,而法律的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民众的激情与冲动。

由于民众总有“集体无理性”的时候,而法官可能是清醒的,法官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判决,那么他将作出如此判决——即使很不受欢迎,因为这是他的职责。这个时侯就非常需要顶住民众激情而独立判决的法官,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法官的独立才显得很重要,很有用。而斯托里在《美国的宪法评注》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

“事实是,即使最有保障的品行良好期间的终身任职,危险也不在于法官在顶住大众舆论压力、捍卫私人权利或公共自由的过程中太坚定了,而在于他们太轻易使自己屈服于当时的激情、政见和偏见。……在共和国中,他们有时可以发现,其他部门勾结在一起与司法部门敌对,并且甚至人民在有时候受到了党派情绪和狂躁派别的影响,而心甘情愿地随波逐流。很少有人能够拥有顶住大众舆论洪流压力的坚定。为了挣得尽职尽责下的微薄报酬,为了注定会有却遥遥无期的人民的感谢,为了重大的却需要开导的子孙报答,而牺牲当前的安逸的公众爱戴,这样的人就更少了。 “[27]

寻求法律与民意的衡平要依赖于法官,因为判决是法官的工作,而做出衡平法律和民意的判决不仅仅需要法律知识,更需要智慧和经验,——大法官霍姆斯指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也给我们的法官各方面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说有很多困难,但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不可企及的,只要我们按照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的规律办,就一定可以做到。

余论

中国司法何去何从:一派认为当前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改革不彻底,因而要继续改下去、不能走“回头路”;另一派则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职业化、精英化导致司法越来越不能“让人民满意”,因而司法改革恰恰需要“民主化”或“大众化”。[28]而这两种进路都与法律与民意的权衡有关,职业化越来越不让人民满意,但是民主化、大众化也有其缺陷,我想斯托里大法官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不再赘述。我觉得这个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司法其实就是法律与民意的衡平,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其他的都是表现形式而已。

[1] 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1997年10月更名为《大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怀着满腔义愤猛追》。

[2]官愤高于民愤啊!但是这是否合乎理性、法律呢?却没人去考证,大家都愤怒了,都被激情带动了,只顾着生气而不去想别的,“多数人的暴政”大概是这样的吧

[3]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著,邓正来重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70页。

[4]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著,邓正来重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70页。

[5]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71页。

[6]民意也许是最虚的概念,无法界定,无法定义。很多的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试图给他下个定义,但是结果都不很满意。

[7]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19页。

[8] 可以说是这所谓的网络上的民愤救了许霆,试想若不是那汹涌的民意,许霆应该是无期板上钉钉的事。

[9] 根据检察机关的起诉,一旦盗窃金融机构罪名成立,即可判死刑或无期徒刑,也就是说法院判无期已经是法外开恩。我虽不赞同许霆有罪,但是我在此处不进行讨论,我只就法院的判决说明。

[10]彭宇案把我们看成常人,认为一般人不可能那么“傻”去扶以为摔倒在马路上的老人;而范跑跑事件又要我们做道德高尚的君子,面临生命之危是尚要关心他人,这岂不矛盾?

[11] 刘涌案很有意思的三审——第三次是最高院提审——历史上只有四人帮享受过这种待遇,审完立即执行死刑,我觉得这不合法定程序,还有审前执行死刑的车就到了,明摆着是要他死,那么我们是否考虑过这第三次提审的意义何在?仅仅就是为了处死一个所谓的“黑老大”吗?为了服从被自己调动起来的民意,最高院自己去破坏法律程序,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违法。

[12]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218页。

[13] 《别只看到美国救市的“折腾”》,摘于秋风的博客。

[14][美] 埃德加·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转引自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218-219页。在邓正来重译版本《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227-228 页写道“本书中所使用的秩序概念,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无序(disorder)概念则表明存在着断裂(或非连续性)和无规则性的现象,亦即缺乏智识所及的模式——这表现为从一个事态到另一个事态的不可预测的突变情形。“

[15] 汪剑钊:《意义的探索给出生活的意义》,载《读书》2001年第9期。转引自冯亚东:《平等、自由和中西文明》,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193页。

[16] [美]约瑟夫·斯托里:《美国宪法评注》,毛国权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一版,第491页。同时可见秋风编:《法治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第156页。

[17]此次骚乱被很多中国人知晓,但是基本上都是说白人陪审团因为种族判决四个白人警官无罪。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为人熟知的录像带被处理过,警官是出于自卫而打金。这一细节被很多中国人处理了,草率说这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判决。也许美国有很多白人陪审团判决黑人有罪而白人陪审团判决白人无罪的案子,但是这个案子绝对值得我们细看,而非为了批判的需要而妄下定论。

[18]贺卫方著,《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一版。由于个人疏忽,页码不详。

[19]苏力著,《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24页。

[20]沃伦法院判决的第一个案子,推翻了“隔离但平等”,后来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担任布朗案的律师。

[21]坦尼法院判决,奴隶属于财产,不享有公民资格。这个案子被最高法院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判决,在他们自己制作的“法院的历史”的短片中就提及此案,提醒后人不再犯类似错误。

[22] “隔离但平等”被确立的判决。哈兰大法官发出伟大的异议:“在宪法的观念里,在法律的眼中,在这个国家不存在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统治阶级,这里也不存在等级制。我们的联邦宪法是色盲(color-blinded),它不知道也不会容忍公民的阶级分化,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涉及由我国宪法保证公民权的问题上,法律考虑的是人本身,并不考虑他的个人境况和族裔归属。”参见我的另一篇未发表论文《异议的技艺——对三个异议者的解读》。

[23] 确立了隐私权,道格拉斯的意见书见《宪法的精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年经典判例选读》,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97-398页。

[24] [美]迈克尔·特拉切曼:《34座里程碑——造就美国的34次判决》,陈强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第95页。

[25] [美]迈克尔·特拉切曼:《34座里程碑——造就美国的34次判决》,陈强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第94页。

[26]详细内容请参见林达:《扫起落叶好过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一版,第255-268页。

[27] [美]约瑟夫·斯托里:《美国宪法评注》,毛国权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一版,第492页。同时可见秋风编:《法治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第156-157页。

[28] 张千帆:《自律还是监督?司法改革的路径之争》http://const123.fyfz.cn/blog/const123/index.aspx?blogid=4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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