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读完了梁文道先生的《常识》,总有些东西在胸中涌动,索性写下来吧。这本书是梁文道先生前几年在媒体撰写的时评文字的结集,大都是千字文,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因为看过梁先生主持的电视节目,所以读他写的书如同听他讲话一样。
书中时评主旨鲜明,旁征博引,观点独到,往往三言两语之间切中问题要害,读之很是畅快。特别是梁先生以国内惯有思维方式以外迥异的视角观察和评价一个事物,读之耳目一新。
“常识”一词,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中文“常识”有两个意思,一是英语“Common Sense”的翻译,指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而得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也即“寻常见识”;另一意思是指普通社会上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应有的知识,也即“平常知识”。简单点说,常识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约定俗成的、无须解释的道理。那么,既然是这样的寻常,又为什么要专门为此着书立说呢?我想正如梁先生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摘录《常识》中的文章《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在论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特别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评中国学院里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会责任,人家外国的管理学院不只专科教导学生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把它列为必修课,确保学员将来都成为有良心的管理人。但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吗?翻翻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课的教材,里头说的多是如何平衡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与社会公益间的矛盾,例如生产过程不污染,产品要环保,劳工权利不受损,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张等热门课题。那些课程会教学生不能在食品里下毒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谈不上是什么企业该尽的社会责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正如针对年轻人的性教育,会不会训诫学生不能为了宣泄性欲而强奸他人呢?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体系的缺失,行政队伍的失效;可是归根究底,它仍然是个基础道德的问题。
平心而论,全世界任何一个乳品制造商都不会好端端地为了三聚氰胺而设计一道检验程序,因为他们压根就想象不到居然有人会在牛奶里下这个东西。如果全中国所有产品的生产商都要为了各种超出想象的有害物质设置检验工序,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管成本一定会是全球最昂贵的。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兴起实在是它后十五年的事。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这许多独霸一方、冲击全球市场的名牌呢?有些商家靠的不是兢兢业业地踏实工作,不是按照传统智能苦心经营自己的产品质量;而是仰仗那些舶来的商贸潮流知识和术语,大谈市场推广与品牌形象的建立,说穿了,就是搞公关卖广告;舍本而逐末。
这情况就和对着一批在牛奶里添加有害物质的家伙大谈社会责任一样,无异于告诉一帮连汽车都没坐过的人该怎么选择最佳航班座位,是种无聊而虚幻的泡沫。从这个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过去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泡沫爆破了。
它揭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
(原题为“品牌的泡沫”,刊于《am730》2008年09月26日)
于是让我联想到最近一些网民对神九上天的调侃:“一个控制不了房价和物价成长过快、解决不了大学生就业、没有完善的公民福利保障政策、户籍制度改革销声匿迹、食品安全如同儿戏、城管闹事街头、贫富差距令人震惊的国家,居然可以把宇航员送到外太空,足以说明:想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比登天还难!”
网民的调侃固然有些偏颇。为什么,在生活状况日益改善的今天我们却拥有比任何时候都多的抱怨?!不过想象一下,与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中的重重问题、困惑挣扎和无奈艰辛相比,那些主流媒体热衷的诸如“仰望星空”的话题的确有些遥不可及,也实难让人提起兴趣。毕竟观看激动人心的太空行走不能化解心中的焦虑,更不能化解高涨的菜价。
于是又让我联想到中国媒体最为重要的任务——“弘扬社会正气,促进社会和谐”,体现在日常报道中就是不断发掘具有社会“正能量”的人和事,并且运用一切手段以“最美”放大之。的确对于那些感人至深的普通人的善举义举需要大书特书,需要传扬称颂。不过,这种宣传攻势的背后却是令人倍感尴尬的事实: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生态中,一方面是官媒希冀以此构建社会阳光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却是民间试图在冷漠中挽救已经稀缺的道德。
我想,人人平心静气的“社会和谐”恐怕是很难依靠宣传工具构建出来的,也许正如网民对于“和谐”二字的理解:“人人有饭吃,人人敢说话。”
我觉得,如果给眼下中国社会的病灶开药方的话,摒弃急功近利,回到事物发展的本来规律,用“常识”审视发展的路径应该可以是第一味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