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干校六记》

一口气读完《干校六记》

从小在父母的耳濡目染和我家的生活习惯以及成年后数次回信阳老家的经历中,我始终认为信阳是“鱼米之乡”,人们讲究吃,也很会吃。但是,在杨绛先生的笔下,文革时的信阳农村却是另一个景象……

鲁语涵言08/11/2012

下午下班后在starbucks一口气读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

这是一本纪实散文集,收录了《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篇。杨绛先生在书中记录了她在文革下放干校期间的往事。从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甚至是对待一只流浪的小狗等等琐事中反映知识分子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干校的劳动生活。杨先生说:“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此作六记。”

《干校六记》的书名和篇目,都源自清乾隆、嘉庆年间沈复的《浮生六记》。钱钟书先生在《干校六记》书前“小引”中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文革期间,政治混乱,批斗无日无之。在政治的最上层是一场夺权的运动,而弥漫全国的则是互相猜疑、互打报告,乃至于文攻武斗,父子反目,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场浩劫中,人格尊严尽失,人性也受到极大扭曲,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血泪史。然而,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却以平和与娓娓道来的口气,讲述了一代大知识分子对于文革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从小在父母的耳濡目染和我家的生活习惯以及成年后数次回信阳老家的经历中,我始终认为信阳是“鱼米之乡”,人们讲究吃,也很会吃。但是,在杨绛先生的笔下,文革时的信阳农村却是另一个景象:

“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垄一夜之间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我们’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有一位老大娘带着女儿坐在我们窝棚前面,等着捡菜帮子。那小姑娘不时地跑去看,又回来报告收割的进程。最后老大娘站起身说:’去吧!‘小姑娘说:’都扫净了。‘她们的话,说快了我听不大懂,只听得连说几遍’喂猪‘.那位大娘愤然说:’地主都让捡!‘我就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捡来怎么吃。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面糊也是红棕色;不知道’可好吃哩‘的面糊是何滋味。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

这些情节之于文革,真是莫大的讽刺。生活若过得去,谁会去偷菜?!那些“捡”时还会置气的“干老的菜帮子”怎么会“可好吃哩”?!不过,与此相比《干校六记》中还有更胜一筹的情节:

“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有一边加竖一棍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帘。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秫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跑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

菜园没有关栏。我们菜地的西、南和西南隅有三个菜园,都属于学部的干校。有一个菜园的厕所最讲究,类便流入厕所以外的池子里去,厕内的坑都用砖砌成。可是他们积的肥大量被偷,据说干校的粪,肥效特高。”

如今生活在这个***泛滥的时代,我很难想象把“干老的菜帮子”归为“可好吃哩”的食物和“干校的粪,肥效特高”而“大量被偷”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所有对于文革的浩劫,只能通过书籍等媒介来了解。但是,在前段时间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文革的阴魂--肆意的毁坏别人的财产,因意见相左给他人贴标签,甚至以大学教授之手公开掌掴他人……

近日,冯小刚导演做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时谈到:“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且再来文化大革命,可不是像过去的时候给你拐一牌子撅着你斗你,这一次我一定把你弄死,让你翻案?我让你翻不了案,而且我觉得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他是有快感的。”

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干校六记》“小引”中写的:“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

在文革结束36年后,在实施改革开放34年后,在党的18大胜利召开之际,读一本关于文革记忆的书,有些别样的味道。首先,是因为钱钟书、杨绛等先生最初下放劳动的干校在我的籍贯河南信阳罗山;其次,是因为我出生在距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70公里的东泉五七干校,从小“干校”这个词就无数次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所以,前段时间在读吴学昭女士《听杨绛谈往事》和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中关于《干校六记》的只言片语时,就对这本书有了一探究竟的浓厚兴趣。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中国进入所谓“十八大时间”,民众在猜测、等待、臆断未来中国的领导核心与国家走势,等待着“继往开来”时,我们是否也应该真诚的面对我们的历史呢?尽管,有些历史的片段很不堪。

或许,正视中国“始终缠住身体”的“疟疾病”,可以从《干校六记》的发生地信阳开始;把时钟从《干校六记》发生的时间1969年往前拨10年,回到1959年。那一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维基百科语)”而实际上,信阳事件的真相远不止于此……

在眼下中国社会问题丛生的时候,我想,正视不堪的历史,就像革除躯体中的病灶。在每一个“开来”的时刻,我们不仅仅需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更需要“继往”的勇气,因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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