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人节”的闲话
关于“情人节”的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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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又到情人节。
早晨,一进办公室看见同事们正围在电脑前,议论着微博上“一辆玛莎拉蒂作为情人节礼物”以及由此引发的“无心工作”的近在咫尺的单位新闻;中午,在电波中听到不敢苟同的一位著名时事评论员关于“所谓西方情人节无关宗教只是民俗”的“高论”;而后在饭店感受手捧玫瑰的情侣展现在身边的节日气氛;下午,在网络的世界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一个接一个关于情人节的信息——“因节而贵的玫瑰”,“牵手90载的感动”,“2012年度中国婚恋观报告出炉 河南人最能接受裸婚”……任由这些“情事”进入视野;晚上,当有一搭没一搭的看完了人气很旺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又接到一个朋友“为了逃避和老婆过情人节”的无奈的倾诉。
林林总总,纷纷扰扰,“情人节”的一天算是告一段落。
其实,眼下的社会生态中,许多人早就把“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挂在了嘴边。就像无数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的,眼下的青年常常会把收入、房子、车子作为定语放在爱情之前,给爱以许多附加的条件。也许,正如《新周刊》文章中提到的:“不是没有爱,而是爱什么。男人也许‘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叶芝语),女人也许在找为生活现实问题买单的‘一卡通’、支撑自己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强心剂’和超越平凡制造浪漫的魔法师(黄菡语)。”
对于人类永远的主题,情感始终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反映着一个时代的体征。我们身处其中,围观别人也被别人围观。
在“情人节搭台,商家唱戏”的热闹中,似乎情感在中国早已成为基于物质的消费品。无论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寻感情,还是你侬我侬的培养感情,或是需要维系的岌岌可危感情……国人的感情似乎依然是一个“到处都是正确答案”的无解之题。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说得好:“现代人常常为了努力追求答案而忽略了题目。”
“情人节”的《中国青年报》有篇文章:“情人节,确实是会让我们或清晰或模糊地想起爱情这两个字,但爱情是什么?过去了这么多年,爱情还在我们身边游荡吗?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说得清楚的。”于是想起曾经看到的一则旧闻——民国时的征婚标准。
1931年7月6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登出的《一般女士征求如意郎君的标准》:
一、面貌俊秀,中段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甚和蔼;
二、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
三、高尚的人格;
四、风姿潇洒,身体壮健。精神饱满,服饰洁朴;
五、对于女子的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
六、经济有相当的独立;
七、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
八、有创造的精神,有保守的能力。
同一天的上海《民国时报》青年男子征婚:
我所希望于女子者,约有十项:
一、要有清洁的嗜好和能力;
二、要有概括的眼光以及学识;
三、要有缜密而周到的心思;
四、要有充量而素养的情感;
五、要有治家的兴趣和能力;
六、不要眼光势利;
七、不要自我太强;
八、不要太无意见;
九、不要见人羞怯;
十、不要态度虚浮。
我想,当年新闻中的当事人,如果还在这个世界,早已是人瑞了。现在读来,八十多年前的征婚标准依然散发着含情脉脉的体温和娓娓道来的浪漫情怀。
这些年来,对于“情人节”这样的舶来品节日,我通常只是旁观者。无论是飘在大洋彼岸,还是身处熟悉的这座土鳖城市。但是,对于感情或“情人节”的主角——爱情,在我看来并非高深莫测。我们在面对爱情时,常常的提醒一下自己“在追逐答案时,我们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一切就变得简单了。
鲁语涵言14/02/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