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底,我在四川的矿区实习一年整之后刚刚回到北京后不久就被公司领导召见。公司领导严肃地跟我谈话,说现在有一个出国任务,公司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这个出国名额给我。目的国是印度,我的职责是考察市场兼团组翻译。
出国手续十分复杂,政治审查个人经历工作表现甚至是学生时代的表现都要调查,然后是办理护照签证机票。一切手续都办好之后,已经是1991年的1月份。当年公司里有旅行箱可以供出国人员借用,还给了一小笔购置西装的费用。
出国当天提前五小时出发,沿着老机场路走走停停用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机场。团组的团长是下属单位的一个局级领导,后来听就说是因为他想去印度看看,他的属下才找各种理由申请到这个出国团组。
北京-曼谷-新德里,然后在印度国内是新德里-BARODA-BOMBAY-MADRAS-CALCUTTA-新德里,一路经济舱飞得很辛苦。在一些城市拜见了跟业务有关的印度公司的官员,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很少,但是都还记得中印战争中中国军队打到了新德里。至于生意上的合作,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有兴趣的。有些城市的相关人员直接就拒绝拜会,所以我们这个团组一路走了这么多城市,主要的活动就是旅游。
回到新德里的时候,我从公司借用的笨重的旅行箱的四个轮子已经脱落了三个。回国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宴请团组全体人员及当地商人,期间碰到了印度前任住英国大使T先生。就是这个T先生后来作为我公司的代理在印度推销中国的设备,并且成功拿到了不少订单。
回国途径曼谷的时候停留了两天,见识了曼谷大街上的大堵车,也见识了泰国举世闻名的人妖。
T先生在印度的影响力很大,在他的配合下我们多次在OIL INDIA 和 ONGC的项目上中标,导致我1991年中三次再赴印度投标和执行合同。
1992年6月,我第一次赴加拿大参加展览会,第一次见识了西方世界的繁荣和发达。当年西方世界对中国制造的设备是不屑一顾的,我们只在技术含量很低附加值很低的产品上有市场机会。展览会结束后,当地的华人带着团组人员去购物,我们看所有的商品都觉得太贵,连超市里的小礼物都买不起。最后我们被带到一个叫“救世军” (SALVATION ARMY)的商铺,这里有大量的廉价商品,尤其是衣服。一问才知道这里卖的都是别人捐献的旧货。团组人员在这里采购的商品最多,这种事情后来出国的人都会效仿,但是谁都不好意思提那其实是卖旧货的地方。
1992年底,我被派往美国常驻,月工资是430美元。当时每天在办公室吃的中午饭都是方便面加一个鸡蛋,晚饭在住地解决,自己做的一荤一素。只有碰到商务宴请的时候才可以吃上一顿饱饭。
每当有国内的领导来美国的时候,都是住在公司租的房子里,这时我们可以用团组的费用采购大量的食品,团组走后剩下的全归常驻人员享用。有些了解情况而且体谅下属的领导会有意识地多买些可以长期储存的食物留给我们这些常驻人员。
1994年我主动要求回到国内工作,负责美洲和欧洲的市场开发。此后每年出国频繁,最忙碌的时候居然每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都在不同的国家旅行。当时全体出国人员都是乘坐经济舱,住廉价的旅馆,出国期间个人的生活费用也非常低。
1998年,我随团组赴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参加展览会。北京-洛杉矶-迈阿密-波哥大,一路没有休息。到达后住在破旧的旅馆里整个人疲惫不堪,倒下去就呼呼大睡。那是第一次开始厌恶出国。
当年中国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已经可以买得起当地生产的宝石,尤其是祖母绿颇受团组人员的追捧。旅行社带着我们到珠宝店的时候,看到的是紧锁的厚重的大铁门。跟里面的人确认身份后,才一层一层地打开们放我们进去。出门的时候看到的是各个街角都占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哥伦比亚是一个没有人身安全保障的国家。
1999年,我随一个二十多人的团组赴阿根廷。北京-香港-马尼拉-新加坡-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路经济舱,没有休息的机会。到达旅馆的时候,每个人都筋疲力尽,躺倒床上的时候一丝一毫都不想动,感觉自己像一个死人。这让我彻底讨厌出国。
阿根廷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之后被贝隆夫妇的国有化政策彻底摧毁,到1999年的时候仍然是一蹶不振。阿根廷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彻底屠杀印第安人的国家,所以在当地生活的主要是白色人种和少量后来移民到此的其他人种。当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是国会在讨论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服装制造商在生产女装的时候必须供应所有尺寸的同款服装。起因是:阿根廷的女人以瘦为美,很多时尚的服装只有为瘦女人设计的尺寸,肥胖一点的女人就买不到适合自己的衣服。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对胖女人的歧视,试图立法限制商家的行为。当年阿根廷的大街上看到的女人确实个个都有着优美性感的身体。
那次去过阿根廷之后,又去过几次更远的巴西。旅行的劳累让我不堪忍受,终于鼓起勇气在公司的高管会议上正式提出旅行待遇问题。 结果公司制定新规则:长途旅行超过8小时的航班可以乘坐公务舱,如果个人选择乘坐头等舱,公司只负责报销公务舱费用,超出的部分由个人自己负责。
此项新规定正式实行以后,本人出国便开始只坐头等舱,为此自掏腰包花掉了工资的很大一部分。
刚开始乘坐头等舱的时候,周围大多是欧美的白人。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多,主要是官员的模样。再后来发现头等舱里的中国人比外国人要多。
后来本人离开大公司自己创业,每次出国更是心安理得地乘坐头等舱,邻座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外国人已经成了少数。中国的反腐运动开始以后,头等舱中官员模样的中国人集体消失,曾经在洛杉矶回北京的头等舱中只有我一个人。再后来,我发现头等舱中开始出现头戴耳机的年轻人,甚至是学生模样的小孩子。
现在出国后到处都可以碰到中国人,尤其是购物的地方,中国人人满为患,而且购买力不可争议地排在世界第一。很多名牌店最欢迎中国顾客,甚至多次出现过某个款式的名牌服装或者名牌箱包被中国顾客一扫而空的盛况。
回首九十年代初在国外的商场里中国人只有羡慕的眼神却囊中羞涩的窘态,再看看当今中国人在国外挥金如土的奢侈,心中感慨良多,不知是该为中国人的富有和自信而骄傲,还是该为中国人的奢侈和挥霍而羞愧。
散仙
2014年6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