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U148 原始链接: http://www.u148.net:80/article/17500.html 存档链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326125927/http://www.u148.net:80/article/17500.html 存档时间: 2010-03-26 12:59:27

从谷歌退出中国说起

2月1日按：对本文做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加上了一些观点的文献出处，并改掉了几个重大的论述漏洞。比如，原稿中对“好奇心”这一术语的运用不合心理学规范，实际上包括了真正的好奇心和“猎奇心”两方面；原稿也忽视了普通民众对表达自由的追求。显然，如果不改掉这些论述漏洞，这篇文章就仍然是不实证的。改后的文章扩至九千余字。

按：本篇笔记有八千多字，虽然全篇是在谈谷歌，我写作的重点却在于论科学与自由的一段。为了避免引起几个朋友不快，这个写作任务我本来是推给广益的，但是因为广益太忙，最终还是我亲自动笔了。由此带来的后果，我心甘情愿承担。8-)

又，本文在新浪网志上贴出后两个小时即被设为私密博文并转入回收站。新浪对待敏感文章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删除，二是设为私密博文或转入回收站。第二种情况一般都是程序自动执行的，所以我放心地再把这篇文章放出，只是删去了全部标签，并对个别敏感词作了处理。

从谷歌退出中国说起

一论谷歌不是“圣人公司”

谷歌宣称要退出中国，这是在2010年伊始即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因为它牵涉到了政治这个极易引起人们非理性思维的维度，所以在事态还在发展、真相远未揭露的时候，就已经有太多的人发表了太多的激烈观点。如果要真正坚持科学精神的话，我们现在就不应该对这件事的性质过早地下结论。在我看来，支持谷歌和反对谷歌的人，都过早地预设了自己的立场，却并不愿意认真问一下自己的立场是不是坚实。

我首先就对极右分子的态度十分不屑。在他们眼里，中国政府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错的，所以任何敢于公开反对中国政府的言论就都是对的、应该支持的。所以，谷歌既然敢公开批评中国政府限制网络自由，而且还敢暗示黑客行为一定是中国政府组织的，那么事实就一定是这样，所以谷歌的行为就是了不起，就是有良心、有责任感。

很不幸，我完全不同意极右分子的这些预设立场。比如，我就不认为谷歌方面的公信力大到可以让我们相信它说的一切话。按照最起码的常识，谷歌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家商业公司；无论商业公司怎样侈谈文化、怎样有责任感，它最终还是要以追逐利润为第一目的的。如果谷歌真的那么有良心、有责任感，当初在配合中国政府搞信息过滤时为什么那么顺从？说得难听点，谷歌现在的行为很像一位性从业者，因为不满于嫖资太低，而愤然拒绝和嫖客继续交易，转身又哭哭啼啼地到处宣称自己是良家妇女，是被强奸了。可是，就算这位性从业者从外表看上去很有气质，又如何能掩盖其卖身的本质呢？

更不幸的是，谷歌与性从业者的类似之处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绝对不是一家价值中立的公司，它的确是受美国政府控制的，而且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就在今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召开了一场晚宴，邀请了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Twitter联合创始人杰克·道尔西，微软CSO克莱格·蒙迪、思科CMO苏珊·波斯特隆等大批IT公司的领导人。希拉里邀请这些人的态度很明确：希望他们能率领各自的公司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贡献力量。经过两个小时的热烈讨论，与会者达成了如下的共识：1. 找到办法激励全世界赞同美国意识形态的人制造能实现其目的的软件；2. 找到创造性的办法，保证因特网永远能被自由地接入（而不受任何他国政治势力的控制）；3. 建立更好的政府-民间的合作关系，使那些拥有好理念的新创业公司能够更有效地把这些好想法提供给美国政府；4. 保证能在语言翻译工具的研发应用上能和政府更好地交流；5. 找到训练网民（特别是新网民）的办法，让他们学会更有效地使用全部这些工具；6. 资助通过移动方式对犯罪行为进行的匿名举报，以实现更大的透明度。上述这些消息是由一位叫杰森·利伯曼的与会者（他是美国Howcast公司的联合创建者，现任该公司CEO；Howcast主营网络视频业务）在《哈芬顿邮报》网志上公开透露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对于美国政府想要在全世界推行的那种价值观，我这篇文章不想多谈，但是我想指出，说谷歌是价值中立公司的人，都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而当谷歌自己也侈谈什么“价值中立”的时候，这就是标准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为了。

我上面的说法很容易让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我是极左分子。然而，我对极左分子的态度也很不屑。在极左分子看来，谷歌在中国市场的盈利太少（据说只占其全球利润的1%－2%），但是与中国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妥协，以及谷歌中国在李开复的带领下推出的某些业务，却违犯了公司的“价值观”，从而给公司在西方世界带来了众多的负面影响。所以，在他们看来，谷歌退出中国的根本原因不过是追逐不到利润罢了，只不过为了自身的利益，硬把商业问题往政治问题上靠。总之，“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没有谷歌，中国的互联网照样会发展，而且说不定在没有西方势力干涉情况下会发展得更好！

我上面已经说过，在真相远未揭露的时候，不应该贸然轻信某方的言论，也也不应该贸然否定某方的言论。我不认为谷歌的公信力足以让我相信他们说的一切东西，但是我也不否认他们的某些指控有可能是真的。而且，说谷歌的公信力不足，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或谷歌的竞争对手（如百度）的公信力就一定比谷歌更强。比如在我看来，百度基本就是一个山寨公司——如果说它是垃圾公司不太合适的话。总之，我认为在这场纠纷中，没有一方是没有污点的，各方在本质上都不是“崇高”的。这种在某些人看来是犬儒的话，其实往往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界最常出现的情况。说得再明白点，在所有提供搜索服务的IT公司里面，没有一家是圣人，说得难听点，它们其实都是混蛋，只不过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不影响我们继续使用混蛋提供的服务罢了。

而且，我更不同意“没有谷歌中国的互联网照样会发展，说不定会发展得更好”的论调。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是有知识的人，越喜欢一个自由的网络。极左分子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所受的是西式教育，脑子已经中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毒，然而我完全否认这种看法。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拥有的独立、怀疑、探索、创新的欲望，是让他们更追求自由网络的根本原因，这和他们受的是哪种教育无关——君不见，主张限制网络的那些极左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是主张限制那些受教育水平不如他的人的上网自由，而他本人却照样为不自由的网络叫苦连天？

所以，谷歌事件引发了这么多人对谷歌的同情和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绝不是一个用简单粗暴的解释就可以搪塞过去的现象。我们必须从深层次分析，为什么智识会让人追求自由。不过我这篇文章不是论文，所以恕我先不介绍心理学界对这个问题已有的解释，而是直接从我自己的观点说起。

二论知识分子为何需要信息自由

首先，我认为人格独立在本质上也是怀疑、探索精神的一种体现。因为不怀疑就是盲从和轻信，而盲从、轻信于某种伦理观正是人格不独立的基本表现。如果所盲从、轻信的伦理观是那种否认个体价值的伦理观，从而造成了思想和人身的双重依附，这就是人格不独立的充分表现了。在我看来，一个人格独立的人，并不只是一个承认个体价值的人；他必须还得是一个有怀疑精神的人，对一切伦理观都要先怀疑，再通过自己的探索性思考来主动选择。所以，很多成天嚷嚷“思想自由”的小右愤们自以为人格独立，实际上他们仍不过是在盲从一种他们从未怀疑和仔细探索过的伦理观罢了，他们的人格实际上是一点也不独立的。

所以知识分子的根本特性，我以为不在人格独立，而在拥有怀疑、探索精神。但是，为什么知识分子的怀疑、探索精神会那么强呢？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凡是认知能力正常的人类个体，其实都有怀疑、探索精神。实际上，动物习性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像哺乳动物这样的神经系统高度发达的动物，都有一定的好奇心理，哺乳动物幼体的玩耍行为就是这种好奇心理的体现，是幼体探索周围环境、学习生存技能的重要手段。只不过，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海豚、类人猿和狗等个别动物除外）的好奇心基本都只在幼年期出现，一俟它们的生殖系统成熟、步入成年期，这种好奇心就近于消失了；失去了好奇心的成年的哺乳动物更像是一架复杂的机器，它们的行为完全受固定的、模块化的心理机制引导。

然而，人类却是例外，因为人类的成体仍然葆有强烈的好奇心，葆有强烈的探索精神，而且终身不变。美国老年学家加姆布拉（Leonard M. Giambra）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用专门的好奇心测量表来量化好奇心的话，那么成人的好奇心并不因为年龄增加而减少。这个研究在1992年又得到了重复检验。为什么人类的成体还能葆有好奇心，进化人类学界对此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人类是通过“幼态持续”获得这种本领的。所谓幼态持续，是指因基因的突变，造成生物体幼体的一些性态在进入成体阶段之后仍旧保留的现象。如果承认人类的心理在根本上是神经系统的活动，而神经系统又是由基因控制的个体发育过程造就的，那么人类的祖先就可能因为基因突变，而造成其心理的幼态持续，结果使幼年期的好奇心能够一直持续到成年。正是这种至老不失的探索精神，让人类的祖先进化出了更大的大脑，进化出了智慧，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

然而，人类的成体所葆有的好奇心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却被用到了不同的方面。多数人在成年后所葆有的好奇心仅能在少数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在买菜时怀疑菜贩的要价而讨价还价），在多数情况下仍然变得轻信、盲从。对这种有限好奇心的现象如何解释迄无定论，唯一能确定的是，它既和遗传有关，又和环境有关。按我的猜测，这和人类另一种心理——猎奇心理的退化有关。按心理学上的定义，好奇指的是对信息（information）的追求，而猎奇则是对新鲜（novelty）或刺激（stimulation）的追求。无论是加姆布拉的老年学研究，还是进化心理学研究，都已经证实人类的猎奇心理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水平最高，但在中年以后通常会急剧下降。猎奇心理的锐减虽然使人更老成持重，却也变得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墨守成规，越来越难于打破脑中已经养成的偏见。显然，在已经被成见占领的认知领域，好奇心是难于发挥作用的。

而且，这种多数成人猎奇心下降的现象很有可能就是决定了成人有限好奇心的主要遗传因素。这样推测的原因有二。第一，在1996年，一个叫 DRD4 的基因的不同等位形式被发现可以造成个体猎奇心的差异，这说明猎奇心肯定是受遗传影响的。第二，因为全世界的族群都存在这种多数成人猎奇心下降的现象，根据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越是全世界的族群都存在的心理，越有可能是遗传的产物。

如果多数成人猎奇心下降是遗传的产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为什么人类成体的猎奇心没有进化得更强烈一些呢？进化心理学家对此问题已经作了比较明确的回答：猎奇心虽然可以让好奇心不受束缚，但也可以让人追求一些高风险性的刺激（如极限运动、攻击行为等）。对于青少年来说，猎奇心的这后一种效应还不是完全负面的，比如，一位在有可能伤及自身的攻击行为中获胜的青少年可以在同伴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或赢得更多女孩的青睐；但是对于成人来说，这后一种效应的害处就大于好处了，于是这种施加于成人的负面压力最终阻碍了猎奇心通过进化进一步加强。

这也就是说，多数成人猎奇心下降应该是人类的本性，在可预计的将来是不可更改的。这些人的好奇心因而很容易被局限在有限领域，这使他们在多数认知领域都形成了极难更改的偏见。因此，一个社会中具有独立、怀疑、探索精神的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少数。不过我要澄清一点：虽然我认为成人猎奇心下降主要是遗传的产物，但它毕竟只是造成有限好奇心的一个方面，来自环境因素的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上面用尽量简洁的语言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怀疑、探索心还足够强。下面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知识分子需要信息自由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的第一层很简单：正如我们下饭馆吃饭不需要置办任何原料，而我们自己做饭就需要辛辛苦苦购买各种食材一样，如果盲从于别人的认知，自然不需要亲自加工任何信息，但如果要独立探索、独立思考问题，那就必须亲自占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阻挠信息自由交流的障碍物，从而阻挠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探索欲望，那自然会引发他们负面的心理反应。

然而，这个答案还有第二个层次。探索活动的产物有两种，一种是对前人认知的简单重复，一种是创新。创新是一种高水平的探索，需要更多的信息；然而一个人占有的信息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思维效率也终归是有限的，所以为了实现创新，往往需要多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特别地，在世界各文化群体的优胜劣汰过程中，通常都是创新效率最高的文化群体能够获胜，这样一来，信息自由就不仅关系到知识分子个人的欲望满足，还关系到了文化群体的生死存亡问题。

创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其不确定性、不可规划性。这种不确定性使人们难于预知创新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也许和创新本身所属的领域完全没有关系的某种信息，也能点燃思维火花，从而使人获得重大突破。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我举一个我比较关注的有趣例子，那就是语言学界从化学中的价键理论获得灵感，提出了语言学的价键理论，从而造成了语法学的革新。正是这种现象的频繁发生，使得以创新为乐趣的知识分子特别注重信息自由。他们不仅需要本领域的信息自由，还需要其他领域的信息也向他们开放，这种期望延伸下去，自然就是对一切信息封锁的反感。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人文社科的创新需要充分的信息自由，这不言而喻，但是自然科学的创新同样需要充分的信息自由。比如美国著名生物学家、DNA双螺旋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写过一本回忆他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过程的回忆录《双螺旋》，相信看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看出，多领域信息的占有，以及他、克里克和剑桥其他世界顶级水平的生物学家的交流，正是他们能够先于别人在这场科研竞赛中获胜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知识分子探索、创新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需要两个层次的信息自由：第一层次是占有信息的自由，第二层次是交流信息的自由。正是因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更能够保证这两个层次的信息自由，所以以科学为王冠的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自然也就以西方最早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确是西方自由文化的产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科学本身也只不过是西方文化创造的一种构体，因为科学是客观的、无国界的。就像高高树上的槟榔，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过是谁先采到谁先尝罢了，科学这种认知，对所有文化群体也都是一视同仁的，不过是谁先保证了信息自由，谁就可能先获得罢了。

所以，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对谷歌深表同情，也就理所当然。这样来看的话，美国政府以信息自由作为重要外交政策，实在是非常聪明。美国文化本来就属于西方文化，崇尚个人自由，正好和知识分子对信息自由的要求相契合，所以他们几乎不用费力就可以把其他国家知识分子对信息自由的认可，转移到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可上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利用的仍然是成人的有限好奇心——在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能意识到信息自由和美国价值观是两回事，大多数人仍然不假思索就盲从了把这两种东西直接划上等号的虚假宣传。

有了上面这些论述，我们自然可以知道，中国要想复兴，必须逐渐开放信息自由，特别是网络自由，因为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想崛起，绝不能满足于当世界工厂，必须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创新中力争上游，同时，为了加强软权力的影响，中国在人文艺术创新中也必须力争上游，而这些都以充分的信息自由为重要前提条件。因此，在对网络自由的要求上，我和极右分子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出发点非常不同罢了。

三论普通大众未必需要信息自由

上面只讲了知识分子需要信息自由，那么，那些在成年之后只具有有限好奇心的普通大众是不是需要信息自由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要声明一点：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划分不是截然的，二者是相互交叉、逐渐过渡的。而且严格地说，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专业高度分化的时代，每个人身上同时都有知识分子的属性和普通大众的属性，只是比重不同。但是，为了论述方便，我在这里沿用了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简单二分，这绝不表示我眼中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简单复合体。

从理论上讲，普通大众因为只具有有限的好奇心，所以缺乏知识分子那样的独立和探索的精神，更缺乏创新的精神。诚然，普通大众也能创新，但是这种创新的效率极低，而且高度集中于人文艺术领域。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不需要信息自由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很多在知识分子看来具有特异性、不可替代性的信息，在普通大众看来并不具有特异性，是可以被其他信息替代的，因此当这些信息被屏蔽之后，普通大众可以很快用其他信息来替代它们，而并不觉得有什么损失。

很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新疆“七@五”事件之后，新疆全境通讯受阻，我和很多人一样，以为新疆民众会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结果我完全想错了。信息阻断之初，新疆民众的确反应剧烈，但是时间一长，他们的怨气就缓和了，因为他们发现信息阻断后的生活并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可怕，恰恰相反，没有了网络之后，他们反而有时间投入到更丰富多彩的网下生活中去，也就是说，用网下生活的乐趣替代了上网享受信息自由的乐趣。在新疆自始至终都对信息阻断抱怨连天的，主要还是那少数的知识分子。

同样，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直到最近几年才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大量负面反馈，而这主要只不过因为笨拙的防火措施阻碍了他们在网上进行的娱乐（特别是政府对BT之类的点对点传输的干涉）。知识分子从上世纪末就开始控诉的网络封锁，说实话，在普通民众那里并没有引起令某些人满意的响应。

当然，毕竟是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才让中国民众能够对信息阻断这种事情随遇而安。换作西方文化熏陶下的欧美民众，他们是断然忍受不了哪怕片刻的信息阻断的。但是，我们由此就能说欧美民众需要信息自由了吗？不能！

诚然，欧美的信息流动比中国自由得多，但是欧美民众对大量的信息仍不过采取了“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信息对他们是完全无用的、冗余的。而且，欧美民众自诩拥有自由，实际上仍然逃不脱缺乏独立人格的宿命。大多数人仍然唯政治人物之马首是瞻，西方宣传家对其人民的洗脑，丝毫也不比中国宣传家对中国民众的洗脑差，二者的区别，不过在于西方的洗脑宣传有多种声音，而中国的洗脑宣传主要只有一种声音罢了。在这种从童年就开始的灌输之下，西方民众和中国民众一样养成了选择性失明的习惯，他们非常自觉地屏蔽掉一切不合他们胃口的信息，这不过是把信息的防火长城从外界搬到了脑子里面罢了。比如英国著名科普作家、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就哀叹，很多拥有宗教信仰的人压根就不会看他的书，能翻开一页的人就很不简单了。再比如美国政府极力鼓吹信息自由，但是绝大多数民众对中国压根就没有正确的认知，甚至还有相当多的人以为中国人还在像清朝人一样留辫子、穿厚底靴。对于美国民众的这种无知和偏见，美国的政治精英及其掌控的商业媒体无疑功不可没。

所以，如果让我们用冷静的、实证的眼光来看，这种多数民众不需要信息自由的现象，不仅是理论推导的必然结果，而且已经被诸多的事实所证明。中国这种有限的信息管制并不足以使之恶化（当然，朝鲜那样的极端信息管制另当别论），西方的信息自由也不足以使之改善。诚然，西方民众的创新效率要高于中国民众，有人把这归结为信息自由之功。然而，实现创新的必然条件是很多的，信息自由固然重要，毕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西方民众较高的创新效率，在我看来更多是源于其个人主义，而不是源于信息自由。与之对应的是中国民众比较讲究集体主义，于是虽然缺乏创新，却在山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因此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这些和信息自由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信息自由只是网络自由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表达自由。对网络的管制不仅限制了信息自由，也限制了表达自由。但是，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自由，不能混为一谈。就谷歌退出中国这件事本身的后果来看，它只涉及到信息自由问题，并不涉及到表达自由问题（能不能自由地对谷歌退出中国发表意见才涉及到表达自由问题）。所以对大陆网民表达自由受限的不满，并不能说明普通大众需要信息自由。

四论最适于中国的网络信息自由方案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一向主张对这句话按最正常的方式，理解成孔子精英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我上面的论述，特别是把人群按成年后好奇心的多寡分成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做法，似乎也给人精英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感觉。但是，我否认我是精英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我只是主张我们应该鼓起勇气面对人人生而不平等的事实，并没有主张那种鼓吹不平等的价值观。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时刻谨记，进化心理学研究还揭示出人类个体具有要求平等的本能心理，那就绝对不会鼓吹任何歧视性的价值观。就像中国的网络自由问题，如何不考虑表达自由问题，以及普通民众也有要求平等的本能，也许最理想的解决方式就是把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分开，前者使用的网络可以多一些自由，而后者使用的网络可以少一些自由。然而，且不说这绝对会引发普通民众剧烈的心理不平衡，事实上这在技术上也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其实，因特网的特性已经决定了网络信息自由对几乎所有人都只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中国此后可行的网络信息自由方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逐渐打开封锁，同时加强宣传能力，把防火长城建到民众以至知识分子的脑子里面，就像西方现在做的那样。

然而，这只是一个长时期的策略。在短时期内是不宜贸然采用的。别的不说，在新疆事件发生之后，过于开放的网络必然会导致暴乱相关的照片、视频到处流传，国外一些组织和个人有意制造的煽动民族冲突的信息也会大举进入国内，这显然会使民族矛盾迅速恶化。坦白地说，对于短时期的网络策略来说，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办法不仅颇为有效，而且说不定是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先把中国的互联网和因特网有选择地隔断，再用山寨方法复制国外流行的网络信息交流方式。显然，这个策略在信息自由方面满足了普通大众，却牺牲了知识分子的部分利益，也牺牲了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部分表达自由。所以这个办法的成败，取决于知识分子对它的容忍程度和普通大众对有限表达自由的容忍程度，也取决于这种策略对中国本土创新的打击。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谷歌宣称退出中国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中国政府网络管制又一轮的抱怨，但是似乎还不足以引发全部知识分子团结一心的公开抗议。实际上，由于谷歌自立牌坊的行为是如此明显，站在它那一边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多，以致这个话题的严重性、敏感性也根本没有这些人想象的那么大。至于表达自由的受限水平，它其实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限制本身的强度，一个是表达欲望的大小。显然，如果人们没有那么多想要表达、发泄的情绪，就是加大限制强度，也不会让他们感觉表达自由受限。因此减少普通大众对有限表达自由的负面情绪并非只有放松限制一条路，更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减少他们的表达、发泄欲望。最后，要问现在的策略是否会打击中国的本土创新，我的答案是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另有两个因素对中国本土创新的打击更大，一个是官僚化的科研管理体制，一个是山寨风的过度盛行。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是完全开放网络，也不会对促进本土创新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好处。

说到底，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仍然是中国政府要积极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有提高了自身的合法性，民众才愿意接受官方宣传，自觉屏蔽网络上不合自己胃口的信息，而且还能减少自己的表达、发泄欲望，提高对有限表达自由的容忍度，上述网络信息自由的长时期策略才能有实施的必要前提。而要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培养一个充分认同政府的壮大的中产阶级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政治态度较为温和的中产阶级成为人群的主体，少数持极端思想的知识分子才不会在社会上掀起过大的风浪，于是这又从知识分子这一面解决了网络开放之后可能对中国政府造成的不利影响。这样一来，网络信息自由问题便不过是中国政@治@改@革问题的又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有人也许要说，你这不是废话吗？谁不知道网络信息自由问题和政@治@改@革问题有关呢？然而，知道地球是圆的，并不代表知道如何环球旅行。任何事情都是发发议论很容易，脚踏实地去做却很难。网上右派小资们声援谷歌的种种妙言睿语自然比我这长篇大论轻快多了，然而，正是因为对他们只会说不会做的轻浮本性早已有了深刻认知，我才在电脑前坐了整整一天，坚持写完了这篇文章初稿的最后一个字。

2010.01.18初稿

2010.02.01修改

本文由真·泛用人型自走炮灰－零式·改发布于2010-02-01，目前已有 461 人浏览

欢迎大家转载分享，请注明来源及链接；商业媒体转载请获得授权，谢谢合作！